西西弗斯的时间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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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爱情来时并不猛烈，结束得也平常。在动乱年代中平淡无奇的日子里，没有人会去留心这场只属于一个人的单恋，也没有人去理会单恋者内心的彭湃与幽深。然而，薄薄的一本《夏济安日记》，却由于真率而坦诚的自白，也由于执着而犹疑的辩难，使得这场没有结局的单恋也有了某种特殊的意义。

夏济安的爱情是一种理论的爱情。据日记所载，好友王之襄在给夏济安的信中说：“弟近颇觉世间一切伟大动力，均发源于感情；理智仅担任若干解释工作，无甚积极作用……因此弟更想到中国人之衰颓，恐怕有一部分应归功于理智太清，文化一高，不免堕落，一般人都是reflection(思考)太多，action(行动)太少。”其实此论对于以理性为准则的夏济安式的知识分子尤为的论。夏济安自己知道行动对于爱情的重要性，他甚至也明白海滋力特所说的“在恋爱中我们从不考虑道德问题。只有气质与风度（加上美感）能刺激爱情。”但他的日记里不断反思的却是自己哈姆雷特般的犹豫个性。

他在日记中如此思考自己彼时对于恋爱的策略，认为如果当时不谈恋爱，将来可能有两种结果。一，等地位高以后，年龄大后再谈；然年龄一大，更不易为少艾所接受，再则中年以后，神魂颠倒，受人物议，反影响自己地位。这样可使恋爱、地位一齐落空，以吴宓便是前车之鉴，最是可怕。二，索性闭门治学，不问女人。这一点我即使可能做到，亦不愿做到。因为灵魂上既有此需要，硬加压制，非但不人道，实亦违背上帝的意旨。我的灵魂硬使干枯后，我的成就恐亦不会大了。

他认识到自己爱情背后的理性更多的是传统知识分子的功业观念。他写道，现在爱还敌不过ego(自我)，恐怕并非真爱，如果是真爱，我的被爱的ego亦会自己退让贤路，让我去爱她的，因为ego(自我)知道：我去爱一个真爱的女人，对我的好处比执着在ego上大得多。Ego是很要我上进的，自然不会来阻挠我，如果仍来阻挠我，是因为ego认为她还不值得我的爱，爱她不如爱自己的好。我的Narcissism(按指自恋)如不治好，无妨我的做好人，恐使我不能成为圣人。

对事业心的追求与反思成为夏济安的理性自我的一部分，而对于爱的完美定义却也成为自我反省的道德戒律。如果说，当奥赛罗认为自己是“一个爱得不够聪明却爱得很深的人”时，是在用美学的观点把自己打扮成不该有罪的人；那么，当夏济安在日记中写下“我还是想到自己的时候比想她的时候多”时，却是用道德的观点把自己打扮成活该受罪的人。

正如克罗齐在批评泰纳的盲信科学时所指出的，泰纳在行使自己的选举权时想根据认识而不是根据自己的爱好选举；夏济安们对于恋爱的态度也往往根据道德、理性等一套抽象的观念。其结果是，除了幻想的最后落空外，在这种理论的爱情思考中什么也没有产生——由于等待理性的“正确”指引，本该被在实际行动中产生的恋爱被判处永远中止。

这种功业与道德的理性，是夏济安们为自己制造的完美的囚笼——他们几乎总是主动肩起功业与道德的黑暗的闸门；因为肩着，自己也就无法解脱出来，习惯成性，于是变成扛着巨石的西绪弗斯。唯一放松的机会，是在理性与道德的戒律下，通过反省自我的书写寄予一种放下重担的宽慰，就如西绪弗斯走下山头要重新抗起巨石的那一短暂的过程：如果还有希望的话，只能希望这一暂时性的轻松成为永远。

夏济安们功业与道德理性的背后，并不缺乏自恋的一面。面对爱情，叶芝的诗句常成为他们吟咏的材料：“多少人爱过你青春的片影/爱过你的美貌/以虚伪或真情/唯独一人爱你那朝圣者的心/爱你哀戚的脸上岁月的留痕。”然而现实是，所爱的对象往往并非朝圣者，具有朝圣之心的实际上往往也只是他本人。于是，夏济安们的爱情往往转化为《白痴》中梅思金公爵式的爱情悖论：公爵也许爱的并不是娜斯塔霞·菲利帕夫娜本人，他热爱的其实是这样一种德行和资质，这便是对于苦难的忍受和对忍受苦难的崇拜。

在理性、道德以及自恋的背后，或许夏济安们的内心总在渴望着一份关于爱情的完美幸福。这完美的幸福在理论上是可能的——正如卡夫卡所说，那就是：相信内心的坚不可摧，但又不去追求它。于是，夏济安们完美的爱情最后只能在内心得以实现：为了保持内在性的完整，为了保持理性预约的完美，他们只好不断吹熄四周燃起的烛光！结果，他们一直居住在黑暗王国里，居住在亲手编制的完美的囚笼中。

2006年2月1日初稿

2006年3月13日修改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