西西弗斯的时间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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读书日志（一）

普鲁斯特企图将所有可能的权威，都重新描述为和我们一样的无权威者，以解除权威概念的权威性。这工作和海德格尔的企图是相呼应的，因为海德格尔只想倾听形上学家语词的共鸣，而不想把这些语词当作工具来使用。海德格尔还将他的工作称呼为“回忆式的思想”（andenkendes Denken）。这描述使他与普鲁斯特的相似更为显而易见。他和普鲁斯特都认为，如果记忆能够找回并恢复那创造我们的过程，则找回并恢复本身就等于是变成自己之所是。

    介绍了他们的相似点之后，我现在可以说明问题出在哪里，说明为什么我认为在普鲁斯特成功之处，海德格尔失败了。

    普鲁斯特之所以成功，乃是因为他没有公共的野心，因为我们没有理由相信，“盖尔芒特”一名的声音——除了对他的叙述者之外——对我们有任何意义。如果说这个名字对今天许多人产生共鸣，那也只是对这些人而言，阅读普鲁斯特的小说凑巧已经变成一种经验，和“盖尔芒特那一边”的散步凑巧变成马塞尔的经验一样，都是他们所必须加以重新描述，融入其他经验之中——如果他们想要完成他们自我创造的计划的话。

    反之，海德格尔相信他知道一些对每一个现代欧洲人都（应该）会产生共鸣的语词，这些语词不仅对那些凑巧读了许多哲学书的人的命运，甚至对整个西方的公共命运，都是息息相关的。他无法相信，对他而言意义非凡的那些语词，例如“亚里士多德”、“显现”（physis）“巴门尼德”、“能思”（noicen）“笛卡儿”、“本体”（substantia）等，其实和“盖尔芒特”、“贡布雷”、“吉尔贝特”一样，只是他私人的东西而已。而事实上，这些都是他私人的东西。

    海德格尔是他那个时代（在自然科学之外）最伟大的理论想像心灵；他达到了他所追求的雄伟。然而，这无法抹煞一个事实，即对于那些交际圈和他不同的人而言，海德格尔的思想全无用武之地。对于像我一样，交际圈和他相似的人而言，他是足为师表、巨大无朋、难以忘怀的人物。如果我们要在自我创造的计划上有所成就，阅读海德格尔乃是我们必须认真严肃面对的经验之一，我么必须将这经验加以重新描述，融入我们的其他经验之中。但海德格尔对普通大众而言，却毫无用途。柏拉图和康德等形上学家企图攀附结交一种无历史性的权利，对于那些未曾阅读形上学，或阅读但只觉好玩的人而言，反讽主义理论似乎是对假威胁的一个荒谬的过度反应而已。这一类的人一定不觉得海德格尔“回忆式思想”的事业，会比托比叔叔（劳伦斯·斯特恩小说The life and Opinions of TtistramSandy,Gentleman一书中的人物）制作一个那姆尔要塞模型的工作来得重要。

    海德格尔以为，藉着对若干书本的熟悉，他有办法挑选出一组特定的语词，这些语词对所有当代欧洲人的关系，有如马塞尔的回忆连祷文对他的关系一样。实际上他是不行的。所谓一组基本的语词，或普遍的连祷文，根本不存在。在海德格尔定义下的基本语词之所以是基本的，实属私人独特之事，海德格尔的阅读书单，不见得会比其他许多书籍的书单，更接近欧洲及其命运的核心；何况，所谓“欧洲命运”的概念根本是多余的。因为，这种历史主义的戏剧手法，事实上只是以另一种形式，利用联系攀附与道成肉身的思想来抵抗人生无常而必死的思想而已。

海德格尔十分正确地指出，诗显示了语言在作为达到目的的手段之外，还可以有其他什么特性；但他却十分错误地相信有一首普遍的诗，可以将哲学和诗的最佳特性熔为一炉，凌驾于形上学和反讽主义之上。

如果我们把海德格尔视为一位哲学教授，相信他努力的目标是利用过往伟大形上学家的名字和语词，作为他个人连祷文的元素，那么，他会是一位悲天悯人的大人物。然而，作为一位公共生活的哲学家，一位20世纪政治与科技的批评家，他是心地狭小的，充满仇恨与恶意、歇斯底里的，而且，偶尔在最坏的情况下（例如在犹太人贝逐出大学时，他一味称颂希特勒），他甚至是残酷不堪的。

主要来源：理查德·罗蒂《偶然、反讽与团结》，北京：商务印书馆2003年9月版。